陈鸿寿（1768—1822）是浙江印派“西泠八家”中的后四家代表人物，兼长书画创作和擅名製壶技艺。在书法创作一域，他的隶书和行书最为时人推重。

　　陈氏得道隶书一式，缘其曾受知于当时以竭力提倡尊碑之学而著称的阮元门下，故而在书学审美上，也深受乃师之影响。蒋宝龄在《墨林今话》中说“曼生酷嗜摩崖碑版”。《枕经堂题跋》也说“开通褒斜道石刻，曼生司马心摹手追”，《桐阴论画》更说他“八分书尤简古超逸”。陈鸿寿的隶书之作，自然是从古代刻石碑版中汲取法乳的。从存世的一些陈氏隶书原作看，大致可分两类，一类风格近摩崖大字，此路作品笔力雄厚，体态宽博从容，并多镌刻意味。从笔体特征看，颇近《石门颂》飘逸疏秀之态和《张迁碑》端整雅练风貌，基本为其早年之作。另一类，就是所谓具有“简古超逸”创作风貌的书作。

　　上海博物馆所藏陈鸿寿“闲中有富贵，寿外更康宁”隶书五言联，当为他的代表之作。但见运笔劲健凝练，结体安雅洁秀，通篇气息流畅、古意盎然。尤其是笔体间柔中见刚、圆中寓方的独特意味，确为同时代隶书作品中少见。对于陈鸿寿的隶书用笔，曾有研究者说它是以略作随势夸张的篆书笔意作隶书，此说亦不无道理。人们皆知，蚕头燕尾式的波磔之笔，应为隶书书写的基本特征，而陈氏此作虽称隶书之作，除结构一式与隶书大体相涉之外，运笔却习以带有篆书笔意的直线和弧线为其主要构成形式。而这种两体兼容的表现方式，更是通常作者所多不运用并不擅长。

　　诸如此类的亦隶亦篆的书写风貌，还反映在另一件上博所藏的陈氏所书“应将笔砚随诗主，定有笙歌伴酒仙”七联言上。此联所显出的更多的篆书意蕴和篆隶一体的交融风调，犹如文学创作中的“杂糅”。此一现象的发生，或许更能让人联想起作为篆刻家之身的陈鸿寿，并进一步管窥陈氏隶书由篆而隶的完整过程来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此类可称前无古人的且与彼时邓石如及丁（敬）、黄（易）辈皆不相类的隶书一体，确是因陈鸿寿起，而使人们改变了明清间甚为流行的以文征明、郑簠为代表的习惯审美模式。从这一立场看，便不能不归功于陈鸿寿在隶书书法上的新创之举了。

　　陈鸿寿的行书和隶书创作，在总体气息上可说是一脉相承。在楹联书写的创作手法上，具体表现为用笔徐疾有致、风调爽健，结体平稳略带欹侧之态。

　　然而，陈鸿寿耽于壶艺的性情之好，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会影响并牵制他在整体书画创作上的表现格调。

　　赵之琛 隶书六言联 《万事最难称意 一生怎奈多情》

　　赵之琛（1781—1860）在排序上与陈鸿寿一样，同属“西泠八家”中的后四家。在篆刻上，赵氏早年学步陈鸿寿，后以八家中的另一家陈豫鍾为师，兼取各家之长，以工整挺拔出之，尤以单刀著名于时。由于刀法精湛，曾有相助阮元摹刻钟鼎款署文字的经历。赵氏亦工书画，凡山水、花卉、虫草皆有涉及，时有媲美奚冈之誉。

　　总的说来，赵之琛的篆刻和书法在风格上十分统一。由印及书，他的书风也每见金石意蕴。赵氏隶书六言联“万事最难称意，一生怎奈多情”为其年近古稀所作，笔体中既简洁明快又温润多姿，通篇间的顾盼呼应之态最令人称道。他的另一件书作“精神秋爽云中鹤，气味春融岭上梅”笔体劲爽、景致别开，体现了作者静中求动的创作意图。

　　伊、何屐痕在我国书法发展史上，活跃于清代中后期的伊秉绶和何绍基，是两位绕不过的重要人物，如果从某个视角分析，正是由于碑版之学的蓬勃兴起，才进一步确立了他们在当时书坛的地位及其存在的客观意义。

　　从日见昌炽的碑学创作的表现理念和审美广度看，乾、嘉之际的邓石如、桂馥和伊秉绶，确是三位可以相提并论的书道中人。本以“当朝四体书第一”之誉独步天下的邓完白自不待说。身为一代朴学硕师的桂氏，则向以内养丰沛与功力精湛而居高临下于彼时学、书两界。伊秉绶（1754—1815）书法的旷世意义，正在于他不同凡响的创作高度。伊氏创作植根汉人，虽不见通常隶书的运笔和结体方式，却无碍于汉碑神采在他手下的完整凸现。此中现象虽缓起缓收犹平沙落雁，然内中真气弥漫气息犹黄钟大吕显尽高华之态，则唯伊秉绶所能。难怪乎，康有为在话及邓石如书法创作时，曾有一段颇令人深省的评语：